案情显示，傅某为追求同事王某，不断打电话、发短信，内容低俗、语言污秽。此后，王某被医院确诊患有抑郁发作，伴精神病性症状，故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判令傅某向其书面赔礼道歉，并赔偿其精神损害赔偿金和医疗费。

　　审理法院认为，傅某对王某频繁实施性骚扰，侵害了王某的人格权，并对王某造成了极大的精神负担和身体伤害，“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判令傅某赔偿王某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0元(人民币，下同)及医疗费等61804.2元，并向王某书面赔礼道歉。最高法认为，本案判决有利于发挥司法裁判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引导作用。

　　记者梳理发现，广东省东莞市第三人民法院曾发布数据，2019年至2021年，该院受理的涉职场性侵案件多达30起。此外，北京市东城区人民法院曾调研发现，职工采取法律手段起诉性骚扰的案件较少，因证据不足导致职工败诉所占比例很高。

　　有学者指出，民法典在既有法律规范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性骚扰的规范意涵，确立性骚扰损害的私法请求权基础，明确规定用人单位对性骚扰损害的私法责任。事实上，民法典施行以来，上海、重庆、宁夏等地法院已陆续审结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案。

　　最高法还在2022年发布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指导性案例，其中对于民法典施行后用人单位合理构建性骚扰防范处置机制、有效防范职场性骚扰行为等，具有示范指导意义。(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