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事法院11月21日以反人类罪和战争罪的理由下令逮捕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引发舆论震荡。这二位，一位是以色列现任总理，一位是刚刚卸任的国防部长，这是这个一定程度上按照西方民主国家意愿于1998年成立的为解决“有罪不罚”现象的国际刑事法院，首次通缉一个西方盟国的政治领导人。


根据外媒分析认为，国际刑事法院的这一裁决改变了司法系统的游戏规则，因为到目前为止，国际司法系统的重点一直是 “战败者、贱民或西方的敌人”。长期以来，国际刑事法院被指只起诉非洲领导人，俄罗斯总统普京于2023年3月被起诉是一个重要标志，国际刑事法院敢于起诉一个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首脑，这让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非常满意。

因此国际刑事法院获得从未获得过的如此大的政治、财政和司法支持。但普京的起诉也强化了双重标准的感觉。美国著名律师和人权活动家里德-布罗迪(Reed Brody)指出：“在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之前，国际司法几乎只用于处理战败的敌人（如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无权无势的贱民（尤其是非洲人）或西方的对手（如普京或米洛舍维奇）所犯的罪行”。

本来，国际刑事法院决定以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起诉内塔尼亚胡及其前国防部长加兰特，旨在提醒人们司法的一个基本职能：问责。国际刑事法院的法官通过签发这些逮捕令，应有助于加强国际刑事法院的公信力，驳斥事实上的“司法双标”指控。即使法官们的决定并不会阻止正在进行的战争，但法官和检察官们已承诺履行国际刑事法院的使命，即打击有罪不罚现象，而 “这些罪行颠覆了人类的想象力，深深震撼了人类的良知”。

但是，国际刑事法院成立二十二年来很少与西方利益对抗。对美军在阿富汗和中央情报局在欧洲的秘密监狱涉嫌犯罪的调查最终于 2021 年中止，对驻伊拉克英军涉嫌酷刑的调查也是如此。只有这一次，检察官对加沙战争的调查走到了发出逮捕令的阶段。

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从不掩饰他反对国际刑事法院起诉以色列官员的立场。2020 年，在他的授权下，美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检察官法图-本苏达实施制裁，谴责对阿富汗战争罪和反人类罪的调查以及可能对美国士兵提起的诉讼。即将下台的拜登总统曾对针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逮捕令表示欢迎，但现在却强烈反对针对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发出的逮捕令，这就是全球南方国家所谴责的 “双重标准 ”的一个典型例子。

然而，国际逮捕令等于为被通缉者赋予了某种类似“逃犯”的身份，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也不例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以及在他之前的苏丹总统巴希尔一样，从今往后，内塔尼亚胡和加兰特在出国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这就是被国际刑事法院通缉的所有 “逃犯 ”的命运。尽管美国对此表示“愤怒”，欧盟已表示尊重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并予以执行，这意味着上述两位一旦出国，就面临着不可测的风险。

欧盟有些成员国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裁决因措手不及而面临尴尬的处境：法国的态度就很谨慎，既表示尊重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但避免就是否逮捕内塔尼亚胡表态。但是， 政治评论人士、法国前驻美国大使杰拉德.阿罗发推指出，假如法国不遵守国际刑事法院发出的逮捕令将难以被理解。法国是125个国际刑事法院的成员国，曾对被通缉的普京前往另一个成员国蒙古访问而未遭逮捕而指责其“蔑视”国际刑事法院。

内塔尼亚胡指责国际刑事法院对他发出逮捕令是“反犹”，法国解放报在题为“不，国际刑事法院对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的逮捕令并非反犹行为”一文中警告，不要把反犹主义与国际社会的政治、外交和现在的司法行动混为一谈。“讨论国际刑事法院逮捕令的是非曲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把它说成是反犹行为则无助于那些在反犹主义急剧抬头的国家中与之斗争的人们。”

该报接着表示：“不，抵御俄罗斯入侵的乌克兰人不是纳粹。那些支持莫斯科这一荒谬指控的人--甚至在法国也有持这种观点的人，被他们对欧洲和民主的仇恨蒙蔽了双眼。不，在法国与伊斯兰教的文化斗争不是仇视伊斯兰教。 这种混淆是对世俗主义的误解或仇恨，不利于真正打击破坏我们社会的真正存在的歧视...... 同样，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总理及其前国防部长的逮捕令并不像内塔尼亚胡（他甚至把自己比作德雷福斯）和法国的一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是一项反犹决定”。

根据权威媒体评则认为：应当欢迎和支持国际刑事法院的决定，它始终不畏压力，维护正义的基本职能，即追究责任。对国际刑事法院的过度谴责对其肇事者也没有任何好 处，首先是对所谓国际刑事法院反犹的荒谬指控，这实际上是对这种卑劣仇恨形式的受害者的侮辱。